但在贪婪的金融家的巧妙帮助下，超低利率帮助催生出了信贷泡沫。
笔者以为，这种对淡马锡模式的迷恋，只是拖延国企改革的借口。关于敏感的土地问题，方案则建议赋予农民集体土地处置权、抵押权和转让权
银行地产有望展开估值修复行情，主题上投资者可深入挖掘国企改革、二胎、土改、要素价格改革等。无数的案例证明，私有化不一定必然会带来效率的提升，但竞争一定会。 中国经济三季度走出了触底回升态势，但进入四季度后，就经济能否继续走好的问题，市场出现分歧，持悲观态度的声音占据主流。通胀虽然有继续回升的风险，但预期年内还依然可以控制在3.5%的上限以下。同时，市场对于各种改革的预期也已经达到极致，多数观点认为中国股市短期缺乏继续上涨的动力。
以货币形式存在的国企分红和退出得到的资本应全部划至全国社保管理机构以充实养老基金，再以财务投资形式重新回笼到资本市场进行保值增值，为消化未来国民养老的隐性负债提供支持，即实现国有资本积累成果的全民共享。同时，目前市场对于改革的预期更多的是集中在各个点上的挖掘，而当下中国更加需要的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统领性的面上铺陈的总体改革布局。澳新银行(Australia New Zealand Banking Group Ltd.)在一份研究报告中指出，市场正在焦急地等待具体的开放措施，这不仅涉及到工业和航运，也涉及到金融和整个服务业。
中国已经设立了一些出口加工区，进口到出口加工区的材料和零部件可以享受免征关税的待遇，组装后再直接出口。如果是这样的话，资本管制放松措施只会带来很小的积极影响。不过现实可能会令人失望。所以，这类资金自由流动可能被控制在最低限度。
除了资本管制和难以预测的波动性，薄弱的法治、企业治理不善等系统性问题也将降低上海这座城市的吸引力。迄今为止，来自官方的唯一消息是国务院8月22日发布的声明，该声明将上海自贸区形容为金融改革的重大举措，但相关细节付之阙如。
允许跨境资本更自由的流动是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并将上海塑造成国际金融中心的手段。自8月23日传出中国国务院已批准设立占地29平方公里的上海自贸区的消息以来，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Shanghai International Port (Group) Co., 简称：上港集团)的股价累计飙升了逾130%。建立上海自贸区可能是一个突破的机会，但很难看出如何可以保证放松资本管制在一个特定的地理区域内得到实现。自贸区引发极大关注 细节付之阙如 上海自由贸易区引发的狂热已达白热化程度，相关股票一路飙升。
但官方对计划的细节三缄其口，同时阻力依然重重。例如，企业或许只能把外国资金用于自贸区内的业务运作。关于上海筹划建设的新自由贸易区的具体情况，人们知之甚少。根据万得资讯(Wind Info)的消息，国务院声明发布至今，一个追踪18只股票的指数飙升93%，这18只股票都将是上海自贸区计划的受益者。
凯投宏观(Capital Economics)在研究报告中称，这是一次值得关注的试验，但并非一些人想像的那样是游戏改变者。无论是不是建立自贸区，要成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上海仍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但这两只股票周五均告下跌，上证综合指数年内下跌的局面也未改变。如果企业可以利用管制放松将资金自由转入、转出自贸区，实际上就等于打开了放开资本项目管制的闸门。
中原证券(Central China Securities)高级分析师张刚表示，疯狂的投机性买盘肯定是有的，不过已是强弩之末，因为到目前为止，人们对上海自贸区的了解依然笼统，虽然有很多建议，但基本上还是猜测。政府还将采取哪些措施来促进贸易仍是个未知数。在上海投资者操之过急的例子并不鲜见，上海证交所的交易十分古怪，更多地由传闻而不是基本面所驱动。但这个雄心勃勃的计划也潜藏着风险过去的经验还证明，信息成本的降低有利于改革，这方面学者和你们媒体有不少事情可做。红脸黑脸，都是制度变革不可或缺的力量，中国最怕的就是形成一边倒的改革，那样底下会趁势胡闹。
中国的改革永远是走一步退三步，退两步又走一步，曲线向前，当年的包产到户一样也是反复过多少年。这一城乡二元的土地体制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形成的？ 周其仁：20世纪50年代后，国家深入到乡村一级，这是中国传统上以往任何时期都不曾做到的。
从无法律禁止城里人买农民房 为什么农民种的白菜能卖给城里人，农民的房子和土地不能卖？它们一样都是农民的财产。周其仁：首先要问的是，城里人凭什么不能买农村的房子？物权法里说按照现有法律办，可是现有法律里并没有明确的规定。
确权不是形式，而是一种关系的终结，它正在倒逼集体所有制那种不断以人分地关系的终结。另一方面，中央和地方政府也在现行制度框架内进行着包括增减挂钩在内的各种试点，以期寻找改革的突破口。
死了一位老人，承包地也要相应收回，也就是生增死减，这也是学习苏联村社社会主义的一个结果。周其仁：2002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确实对生增死减做了调整，规定在承包期之内，只有少部分预留土地、新开垦土地、进城农民退出的土地才能承包给新增人口。在本轮土地改革中，最具想象空间的便是农村土地改革。小产权房多年来的事实存在和越禁越多，就是这个逻辑。
国家也曾试图扩大征税，但50年代几次高征税引起农民的集体抗议。第三，新的既得利益产生了，总账算下来可以用来搞城市建设的土地是增加的。
没有经过认真确权的土地，产权是模糊的，一旦全面放开流转，必然引发新的侵权和攫取行为，容易造成新的分配不公。总有一些地方政府会看到流转利益并用行政手段去实现，也一定会引发矛盾。
几年前，我看城市房价这么火爆，小产权房有望成为一个突破口，没想到城乡土地挂钩又冲出来一条路。不过这个唯一的途径，成为引发不稳定因素的火药线——据国家信访局统计，现在征地引发的纠纷每年约400万件，一半以上群体性事件由征地拆迁引发。
在农村很多地方，生一个孩子，就要改变现有的承包关系，给这个孩子分一块承包地。南方周末：2013年，中央层面在农村土地改革问题上强调最多的是农地的确权，并且把它写进了一号文件之中。但与此同时，那里的农民也就懂了，新的利益点在什么地方，也会维权，会保护自己的权益。南方周末：如何做好这项不可逆转的改革？现阶段最重要的突破口在哪里？ 周其仁：就是成都那几句话，确权是基础，流转是核心，配套是关键。
这实际上是农村贫困的根源。农民为什么会接受这种改变？因为他之前获得的土地所有权，不都是家里传下来的，也不是他自己买来的，而是通过政治运动（土改）分来的。
这就是改革中形成的新的既得利益，是推动改革的力量，改革光靠说是不行的。决定性的事实是，工业化、城市化已经让农村土地的相对价格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拿流转的好处诱惑人，拿确权约束人，这件事情就做成了。时任成都常务副市长孙平得知后，一方面跟他们辩论，说服他们转变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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